人的觉醒
从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和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但这种觉醒，却是通由种种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的。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
这个核心便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著。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而它们正是在对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奴隶制意识形态﹣﹣从经术到宿命，从鬼神迷信到道德节操的怀疑和否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也就是说，以前所宣传和相信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烦琐经术等等规范、标准、价值，都是虚假的或值得怀疑的，它们并不可信或无价值。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为什么不珍重自己生命呢？
魏晋诗篇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生命无常、人生易老本是古往今来一个普遍命题，魏晋诗篇中这一永恒命题的咏叹之所以具有感人的审美魅力而千古传诵，也是与这种思绪感情中所包含的具体时代内容不可分的。从黄巾起义前后起，整个社会日渐动荡，接着便是战祸不已，疾疫流行，死亡枕藉，荣华富贵顷刻丧落，曹丕曹植也都只活了四十岁……既然如此，而传统、事物、功业、学问、信仰又并不怎么可信可靠，大都是从外面强加给人们的，那么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现出来了，如何有意义地自觉地充分把握住这短而多苦难的人生，使之更为丰富满足，便突现出来了。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是一种新的态度和观点。
正因为如此，才使那些公开宣扬“人生行乐”的诗篇，内容也仍不同于后世腐败之作。而流传下来的大部分优秀诗篇，却正是在这种人生感叹中抒发着蕴藏着一种向上的、激励人心的意绪情感，它们承受着不同的具体时期而各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使所谓“人的觉醒”没有流于颓唐消沉；正由于有人的觉醒，才使这种内容具备学术深度。《古诗十九首》、建安风骨、正始之间直到陶渊明的自挽歌，对人生、生死的悲伤并不使人心衰气丧，相反，获得的恰好是一种具有一定浓度的积极感情，原因就在这里。
（节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近期多档文化类节目受到热捧。冷静来看，这些节日正是在众多浮躁、模仿、抄袭、千篇一律的真人秀中的一次突围，是在反智、游戏、嘻哈氛围中的高标独立。节目的成功，反映了传播者在文化建设、价值坚守、节目创新上的自信、自觉与自新，为我们找到一个讲好中国故事的钥匙，发现并开掘了观众的真正需求，引领了时代风潮。
传播者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与坚持，深知这片土地氤氲成长的文化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从《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到《见字如面》《朗读者》，这种别开生面的节目创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很多人效仿欧美模式、膜拜韩国风潮的时候，这些节目坚守自己最熟悉的题材而渐入佳境，抵达当下的热度。创作者们从成语、谜语、汉字、诗词、书信这些最习以为常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寻找承载节目风骨和精、气、神的支撑。“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找到了丰沛的历史资源和文化底蕴。诗词书信有乾坤，里面透露出的意境、情怀、神采等等都是我们中国人最富生命力和独特气质的元素。而这些精髓一旦释放，能量无限。
自信意味着不拿腔拿调，不刻意掩饰。在这些节目中，节目设计、嘉宾选手的即兴评述和发挥，真实与真诚是关键。《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总决赛里，复旦附中的武亦姝、北大博士陈更、初一学生叶飞，即兴真实的表现都让人印象深刻，嘉宾、主持人也让人耳目一新，这些现场激发与碰撞的真实信息，来自创作者以自信开放的心态，去发现捕捉这些精彩的细节，而不是刻意去摆设。
一个有担当的媒体不应去跟风、迎合甚至媚俗，而应自觉引领观众。这种引领是在媒体专业操守与大众需求之间的反复考量、磨合与融合。尤其在当前自媒体纷纷扰扰的时代，专业性弥足珍贵。但专业性是正襟危坐？是精深难懂？是曲高和寡？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所谓的专业性是用专业理念去引领、激发和满足大众需求。
文化类节目已经到了讲故事诉情怀的时代。文化内涵的融入，让节目增添了意趣和底蕴，让观众在娱乐中还能细细品味。在同质化节目都在浅表的游戏打闹时，这类节目真正触到了观众的共鸣与痛点，引发了观众的共鸣。诗词不仅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情感共鸣、流行歌词的灵感来源，更重要的是诗词里有天地、有历史、有社会、有故事、有人生、有情怀。而书信亦如是。它们让观众领略到了爱到深处的言之切切、情到浓处的低沉婉转、悲到痛处的肝肠寸断。节目的成功也让传播者看到，原来观众并非都追求低俗浅薄，寻求感官刺激。
一个缺乏故事的节目是没有力量的。这里的故事不仅指参赛选手背后的故事，也指节目设计的叙事环节，更是对故事的核心——人与情感的重视。《中国诗词大会》经过巧妙设计，冲突、悬念、延宕形成很强的叙事张力。选手背后的故事足以引发观众的共鸣。在春节期间，《中国诗词大会》关于选手和主持人的微信推送放大了口碑效应。
文化节目火了，要警惕一哄而上，又可能形成新的抄袭模仿。任何题材和形态的产品同质化地推出，生命力都不会长久。希望它能不喧哗，润物无声，成风化人。而这需要创作者更高的智慧、更大的耐心、更开放的心态，从自己的文化中寻求滋养，用最好的故事手段，把自己最擅长最熟悉的东西做到极致，其他一切纷至沓来。
（选自《人民日报 》，有删改）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中，文化都发挥着巨大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树立文化自信需要加强文化传承，而文化的传承要靠人。
当今时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日益成为教育和交流的主要手段。例如，一位教授的讲演，通过视频可以即时让无数观众收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其的依赖日益加深，也逐步将其作为文化传承的主要手段。同时，教授的讲演虽然通过视频能让人们听到声音、看到动作，但讲演人的感受、感情和言外之意还是会有所流失；缺乏现场氛围和互动，受众的收获必打折扣。此外，还有人认为，书籍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对于这一观点也应辩证地看。有了书籍就一定有文化传承吗？在当今时代，有多少人愿意认真去读《论语》《孟子》《尚书》《周易》，又有多少人真的把握了书的真谛？还要看到，书籍记录的思想和文化每倒一次手，就可能丢失一部分信息，甚至扭曲一部分信息。所以说，文化的传承靠人，靠人与人之间以“情”进行联结和沟通，其他的媒介和方式都是工具、手段，起辅助作用。
人们传承文化，主要通过家庭、学校、社区等渠道。以色列就成为中东的强国。它靠的是什么？就是家庭、学校和社区的文化传承。中华民族在这也有几千年的经验积累，需要后人发扬光大并赋予其时代意义。
学者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和地位，需要引起重视。首先，学者要成为文化宝库的看门人，对库里的东西要一清二楚，尽量防止“宝贝”丢失。其次，学者要成为文化宝库的导游，熟悉宝库里的“宝贝”，就像导游熟悉景点、路线及其掌故、文化内涵等一样。最后，学者要成为文化传承的警醒者和指路牌，告诉人们每条路将通向哪里。回顾历史，在中华民族奔向“理想国”的漫长征程中，孔子、孟子思考的都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要走哪条道路。明朝中叶，当整个国家陷入黑暗时，王阳明几经反思，自我批判、自我超越，提出了“致良知”，让很多人看到了光明，看到了深埋着的“良心”会照亮世界。因此，学者在文化传承中肩负着思考国家和民族未来之路的重任。
文化的传承既然靠人，自然就要靠“话”﹣﹣活生生的、人人能上口的话语。现在有关儒、释、道和西方文化的书汗牛充栋，其中“话少”而术语多，平易的话少而艰涩的话多。文化传承的“话”应简单明了、通俗易懂，让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包括汉语还不太好的少数民族同胞一听就懂、懂就记住、记住就做。我们今天常说的“天理不容”“丧尽天良”“天地良心”“知行合一”，都来源于宋儒、明儒，这些话至今还活在老百姓的嘴里、心里。我们需要一大批学者在书斋里做高深的专业性、基础性研究，这样才能不断输送思想养料。但学者们也应认识到，要让思想文化对老百姓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就需要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普及到民众中，防止“术语越来越多，读者却越来越少”。
（选自2017年2月10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土司文化是土司制度创建和推行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它是根植于土司制度之中的。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政府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推行的一种特殊的管理方式，即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世袭地方官，通过他们对少数民族的管理，达到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治的目的。
土司有专门的机构，如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土府、土州、土县等。土司地区实行的是一种区域性的自治，但要归地方行政长官统一管理，并纳入国家的官制体系之内。土司制度推行之前，少数民族地区大多未纳入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中，被历代统治者视为“化外”之区。土司制度带来了区域社会管理的新模式，使得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出现了相互依赖的关系，促进了土司地区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往来。其特殊的管理模式及相关的依赖交流机制、世袭制、等级制构成了土司制度与文化的鲜明特征。土司制度推行了六百多年，在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土司制度的建立，实际上是中央政府与地方首领的双方认同。一方面地方首领表示“归顺”“向化”，希望保住自身的地位和利益；另一方面朝廷在不易派官管理的少数民族地区需要寻求代理人。因此，当土酋“归顺”，朝廷即授以土司之职，通过颁发敕书及官印，使其成为可以世袭的朝廷命官，并允许他们管理自己的领地。而中央政府也经常征调土司兵作战，或抗击外寇，保卫疆土；或镇压内乱，稳定地方。明嘉靖年间的抗倭战争，明廷就调集了大量士兵。因此，土司制度是一种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体现了元明清中央政府“齐教修政”、“因俗而治”的统治方针，同时采取这样一种过渡性的管理方式，将其纳入中央政府的管理体制之内，也为日后的郡县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与其他国家中由少数民族统治的行政中心更多体现其强势的当地民族特征是完全不同的。
作为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土司制度创建了一种区域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即在行省之内实行双轨制，既有流官管理的府州县，又有土司自治的地区。这种管理模式体现了两个特点：其一是体制的稳定性。土司制度推行长达六百多年，虽经三个朝代的更迭，这一政策仍得到有效的实施，其基本点在于维持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其二是政治运作的协同性。在土司制度推行过程中，中央政府与该地区少数民族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一定的和济与协调的。它的运作，对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社会文明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土司制度是在保留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的。当地民族的宗教信仰、传统文化、生活习俗继续保留、发展，形成了促进该地区社会稳定以及民族和谐共处的长效机制，从而促进了多民族文化的共处与包容，保护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传承。清代在四川等地新设土司，不强求那里的少数民族剃发易服。从制度层面上说，土司制度也许不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但可以肯定，它是适合当时西南等地少数民族社会实际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
（摘自《文史知识》2016年第4期，有删改）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也戳中了一些地方城镇化的软肋。一些乡村在变为城镇的过程中，虽然面貌焕然一新，但很多曾经让人留恋的东西却荡然无存。人们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担忧：快速的、大规模的城镇化会不会是“乡愁”无处安放？要在城镇化进程中留住乡愁，不让“乡愁”变成“乡痛”，一个重要措施是要留住、呵护并活化乡村记忆。
乡村记忆是乡愁的载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文化的记忆，如日常生活用品、公共活动场所、传统民居建筑等“记忆场所”；另一方面是非物质文化记忆，如村规民约、传统习俗、传统技艺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生产生活模式等。乡村物质文化记忆与非物质文化记忆常常相互融合渗透，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些乡村记忆是人们认知家园空间、乡土历史与传统礼仪的主要载体。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留住他们，才能留住乡愁。这实质上是对人的情感的尊重。至于哪些乡村记忆真正值得保留，这一方面可以借助一些科学的评价体系进行合理的评估，另一方面可以广泛听取民意，然后进行综合甄选。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做好这方面的前期规划。
仅仅留住乡村记忆而不进行呵护，乡村记忆会逐渐失去原有魅力。呵护乡村记忆，使其永葆“温度”，就要对相关记忆场所做好日常维护工作，为传统技艺传承人延续传统技艺创造条件，保持乡村传统活动的原有品质。比如，对一些乡土景观、农业遗产、传统生产设施与生产方法等有意识地进行整理维护。对于乡村中的集体记忆场所，如村落的祠堂、乡村的入口、议事亭、祭祀场所等，不可因为城镇化就让其全部消亡，而应对这些承载着人的情感和记忆的场所定期维修。既要让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更为方便，又要让游子在故乡找到依恋感与归属感。
如果说留住和呵护乡村记忆是一种消极型的留住乡愁的话，那么，活化乡村记忆则是一种积极型的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就是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深度挖掘乡村记忆与乡村传统产业，进行精细化、产业化升级，将“文”“人”“居”与“产”融合在一起，让原来的乡村记忆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充满生机活力。这需要相应的公共设施与之配套，需要发展教育、医疗、商业、娱乐休闲产业等，使乡村记忆在新的时空条件下产生新的凝聚力。
（摘编自陆邵明《留住乡愁》
荀子的文学创新
兴盛于汉代、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大特殊文体的赋，前人多从文体流变探其渊源，如“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文心雕龙·诠赋》）。这主要是从汉赋形式的演变上，探求其受诗、骚等前代文学样式的影响与联系。但真正自觉地去进行赋的创作并对汉赋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个创赋人和奠基者，应该是荀子。
荀子是第一个以赋命篇的人。他的著作《赋篇》包括《礼》、《知》、《云》、《蚕》、《针》等五篇。其中，有对礼、知等抽象的精神产物的形象化描写，也有对云、蚕、针等具体事物的逼真摹写。在形式上，采用主客问答方式，句式以四言为主，杂以五七言或多言，善用排比，韵散间出。在手法上，则铺陈回环，绘声绘色。这些都是后来汉赋作者所继承并发展的大赋特点，这应该是严格意义上的最早的赋。看来，荀子不仅是赋的创名者，也是赋作范式的创制者。这说明赋之最早出现应是荀子创新性文学实践的结晶。当然，赋体在汉代蔚为大观，类型繁多，其发端和起源，也不会是单一的。但荀子作为第一个自觉进行赋创作的人，应是体物赋的创始者。清人王芑孙在《读赋卮言》中说：“相如之徒，敷典摛文，乃从荀法。”说得更确切一点，就是所谓体物模型的典型的汉大赋是以荀子作赋之法来创作的。
荀子的文学创新，还反映在他的作品《成相篇》上。该篇充分吸收民间弹唱文学的营养，以三三七加四七的句式，写出极有弹弦节奏特点的韵文作品。例如：“请成相，世之殃，愚黯愚黯堕贤良……”从通篇来看，内涵丰富，亦论亦述。既用这种弹唱之词来阐发深刻的治国之理，又用来叙说曲折的历史故事。在形式和表现上，则曲调简短，极富民间劳动的节奏感，且足格联章，首尾完整，有辞尽意足之妙。荀子的这种文学创造，对后代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唐宋以后勃然兴起的弹词正是继承了荀子所创制的这种弹唱文学的特点，才成为以叙说故事为主、深受民间喜爱的文学范式的。
荀子的文学创新动力，有其独特的文化之源。他“年十五游学于齐”，在齐国的学术文化中心稷下学宫曾“三为祭酒”，“最为老师”，晚年又在楚国受到春申君的推重和赏识。可见他的一生除曾短时游秦、赵等国谋仕不遂之外，大部分时间是在齐、楚两国度过的。而在被孟子称为“王者之迹息而诗亡”的战国时代，“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当时的齐、楚两国，先后形成稷下和兰陵两个文化中心，形成肥沃的齐楚文学土壤。
荀赋五篇，全以隐语写成，说明其产生与隐语风习有直接关系。《文心雕龙·谐隐》中即有“楚庄、齐威，性好隐语”的记载，这说明齐、楚两国都有好隐语的风俗。而《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的“齐威王之时喜隐”，《新序》记载“齐宣王发隐书而读之”的事，也说明隐语在齐国可能已发展成一门系统的学问而有着更有效的传播。正像以隐语来写作的荀赋，只有在齐、楚这样丰厚的隐语土壤中才能培育一样，荀子的颇多文学创新成就，就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的时代结晶。
宇宙的边疆
地球是宇宙中的一个地方，但决不是唯一的地方，也不是一个典型的地方。任何行星、恒星或星系都不可能是典型的，因为宇宙中的大部分是空的。唯一典型的地方在广袤、寒冷的宇宙真空之中，在星际空间永恒的黑夜里。那是一个奇特而荒芜的地方。相比之下，行星、恒星和星系就显得特别稀罕而珍贵。假如我们被随意搁置在宇宙之中，我们附着或旁落在一个行星上的机会只有10分之一。（10，在10之后接33个0）。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机会是"令人羡慕的"。可见天体是多么宝贵。
从一个星系际的优越地位上，我们可以看到无数模糊纤细的光须像海水的泡沫一样遍布在空间的浪涛上，这些光须就是星系。其中有些是孤独的徘徊者，大部分则群集在一起，挤作一团，在大宇宙的黑夜里不停地飘荡。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我们所见到的极其宏伟壮观的宇宙。我们隶属于这些星云，我们所见到的星云离地球80亿光年，处在已知宇宙的中心。
星系是由气体、尘埃和恒星群（上千亿个恒星）组成的，每个恒星对某人来说都可能是一个太阳。在星系里有恒星、行星，也可能有生物、智能生命和宇宙间的文明。但是从远处着眼，星系更多地让人想起一堆动人的发现物——贝壳，或许是珊瑚——大自然在宇宙的汪洋里创造的永恒的产物。
宇宙间有若干千亿（10）个星系。每个星系平均由1000亿个恒星组成。在所有星系里，行星的数量跟恒星的总数大概一样多，即10*10=10。在这样庞大的数量里，难道只有一个普通的恒星——太阳——是被有人居住的行星伴随着吗？为什么我们这些隐藏在宇宙中某个被遗忘角落里的人类就这样幸运呢？我认为，宇宙里很可能到处都充满着生命，只是我们人类尚未发现而已。我们的探索才刚刚开始。80亿光年以外嵌着银河系的星系团催迫着我们去探索。探索太阳和地球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确信，有人居住的这个行星只不过是一丁点儿的岩石和金属，它靠着反射太阳光而发出微光。在这样的大距离里，它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的旅程只到达地球上的天文学所通称的“本星系群”。本星系群宽达数百万光年，大约由20个子星系组成，是一个稀疏、模糊而又实实在在的星系团。其中的一个星系是M31，从地球上看，这个星系位于仙女星座。跟其他旋涡星系一样，它是一个由恒星、气体和尘埃组成的巨大火轮。M31有两个卫星，它通过引力——跟使我呆在坐椅上相同的物理学定律——将矮椭圆星系束缚在一起。整个宇宙中的自然法则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离地球200万光年。
M31以外是另一个非常相似的星系，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星系。它的旋涡臂缓慢地转动着——每2亿5千万年旋转一周。现在，我们离地球4万光年，我们正处于密集的银河中心。但是，假如我们希望找到地球的话，就必须将方向扭转到银河系的边远地带，扭转到接近遥远的旋涡臂边缘的模糊的地方。
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恒星即使在两个旋臂之间，也像流水一样漂浮在我们的四周——气势磅礴的自身发光的星球，有些虽然像肥皂泡一样脆弱，却又大得可以容得下1万个太阳或1万亿个地球；有些小如一座城池，但密度却比铅大100万亿倍。有些恒星跟太阳一样是孤独的；多数恒星有伴侣，通常是成双成对，互相环绕。但是那些星团不断地从三星系逐渐转化成由数十个恒星组成的松散的星团，再转化成由百万个恒星组成的璀璨夺目的大球状星团。有些双星紧靠在一起，星体物质在他们之间川流不息，多数双星都像木星与太阳一样分离开来。有些恒星——超新星——的亮度跟它们所在的整个星系的亮度一样；有些恒星——黑洞——在几公里以外就看不见了。有些恒星的光彩长年不减；有些恒星闪烁不定，或以匀称的节奏闪烁着。有些恒星稳重端庄地转动着，有些恒星狂热地旋转着，弄得自己面貌全非，成了扁圆形。多数恒星主要是以可见光成红外光放出光芒；其他恒星也是X光或射电波的光源。发蓝光的恒星是年青的星，会发热；发黄光的恒星是常见的星，它们已经到了中年；发红光的恒星常常是垂亡的老年星；而发白光或黑光的恒星则已奄奄一息。银河里大约有4千亿个各种各样的恒星，它们的运转既复杂又巧妙。对于所有这些恒星，地球上的居民到目前为止比较了解的却只有一个。
包容性发展最先由亚洲开发银行提出：发展必须具备包容性、可持续性，更为民众所认同。包容性发展在国际、国内受到高度关注，但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尽管学者们对包容性发展的理解各异，但综合来看，学者们都认同机会平等和成果共享是包容性发展的核心内涵。包容性发展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它是一种把经济增长过程和结果有机统一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模式。
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包容性发展在发展理念上强调公平正义，在发展目的上注重以人为本，在发展方式上追求可持续发展。
公平正义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追求公平正义的过程。包容性发展强调人人有平等机会参与增长过程，并分享增长成果。过大的或者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使得增长成果难以惠及所有民众，长此以往会削弱社会凝聚力，降低政策的有效性，最终会损害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世界银行区分了“机会的不平等（包括受教育等）”和“结果的不平等（包括收入等）”这两个相关而又不相同的概念。从公平角度看，机会平等要比结果平等更为重要。因此，促进和实现包容性发展，除了要重视努力实现高速、有效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机会，努力消除民众尤其是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所面临的权利贫困和社会排斥外，还要倡导和保证机会平等，通过机会平等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缩小结果的不平等，增强增长的广泛共享性和共享的公平性，不断提高民众的福利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机会平等和社会公平正义正是包容性发展的核心要义所在。
经济增长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但是经济增长并不是发展的全部内容。包容性发展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改善民生联系起来，明确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是以人为本，而衡量转变发展方式成功与否、成效大小的一个根本标准就是看民生保障和改善状况。同时，包容性发展强调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改善的和谐统一。
中国需要包容性发展而非单一的GDP增长。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当前，中国逐渐形成并确定了以“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新的发展观。中国要建立包容性的社会政策，就必须在某些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如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在培育和提升人力资本方面的基础教育，以提高社会成员的基本素质和能力；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
（摘编自向德平《包容性发展理念对中国社会政策建构的启示》）
汉装，中国华彩
我们的传统服装究竟是怎样的呢？即使没有见过出土的实物，在历代的画典以及文学作品中，这种特征也不难总结。中华民族作为最源远流长的民族之一，1.8万年前山顶洞人就开始使用骨针，7000年前河姆渡出现纺轮，“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而其他古文明如埃及、爱琴文明都是发源于公元前3000年前。
从商朝出土的玉人可以看出当时的服装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外形特征，如上衣下裳，交领右衽。西周东周是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重要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土地所有制的变化，西周的等级制度逐步确立。与这种等级制度相适应，产生了完整的冠服制度。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上衣下裳连成一体的“深衣”(上下一体的长衣)。作为汉装原型的深衣，在《礼记》中有记载：“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袂(袖子)圆以应规，曲袷(领)如矩以应方。负绳及踝以应直，下齐如权衡以应平。”
中国服装在这时就已经与西洋服装彻底分道扬镳，在形制的细节处、颜色上等都蕴涵有丰富的象征意义。
一般认为汉装自身显著的特点成熟于汉，至宋明仍保留有其鲜明的特征，即宽衣博带、大襟右衽、交领大袖，整体风格含蓄柔静、随和典雅。风格最清晰的莫过于三个时期：魏晋、盛唐和宋明。其中魏晋和宋明是鲁迅所认为的中华民族有自觉意识的朝代。
魏晋时地主阶级世袭门阀贵族崛起，反儒倡道，老庄玄学盛行。此时作为“人”的意识觉醒，不拘小节，不做作，任其自然。如在鲁迅的《故事新编》中记载，“鸟有羽，兽有毛，黄瓜茄子赤条条。”认为衣服乃身外之物，可有可无。穿着也不拘礼教，甚至袒胸露脯。最极至的是放浪形骸，以天地为裈(裤子)的竹林七贤。这个时期是中国服饰史上男子士儒最为风雅潇洒的一个时期。士人流行飘逸的长衫，“得意而忘形”，如晋武帝间“冬天尽日不着复衣，但着单练衫五六层”。男子还崇尚扎巾，羽扇纶巾，颇有一种厌弃冠冕公服的风气。于是此时出现风度，风采，风姿，风韵，云中白鹤等自喻。女子形象也可以从敦煌壁画的“飞天”中看出，袖子宽大，衣带飘飘。
盛唐开放繁荣，也是服饰史上的一个高峰时期。华丽的服饰，体现出一个强盛民族的自信。男子相对俭敛，不再穿裙。而多是圆领袍衫加襥头(一种搭拉两个脚的软帽子)，一直沿用至明，并有严明的官服制度，“唐百官服色，视阶官之品”。武则天时还以不同的图案纹样来区别文武官衔。而女子服装则表现出空前绝后的开放、华贵和宽大。孟浩然《春情》中描写“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可见衣带和裙摆之长。白居易在《霓裳羽衣歌和微之》中写道“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都是当时华丽的时世装。
至宋明，随着汉文化的沉淀，服饰也表现的更沉稳严谨，形成了更严格的官服制度。同时，民间服饰的细节装饰也趋繁复。裙子式样修长，穿着时在腰间扎以绸带，带上垂绶环。尤其宋朝程朱理学强调封建伦理思想，禁锢人们思想，服饰美学上更趋向纤弱、拘谨，与当时的建筑绘画等其他艺术风格一致(建筑上白墙黑瓦，绘画上清秀简洁的水墨画和淡彩画)。并且此时缠足风盛行。明代资本主义萌芽，但服制仍多沿用宋制，同时随着棉丝的大量生产，民间服饰也异彩纷呈，多了些市井之趣。如将不同色彩拼接起来的“水田衣”。至此，中国服饰形成了非常完备的体系。从形制上来说，官服已经明确到可以用颜色和补子(胸前的绣花图案)指代官衔，如上海俚语中的“无啥花头”原意就是指没有什么官衔。一般男服都是“直缀”，即一种类似道袍的简单长衫，简单的服饰外形将男性的社会意义定义在“理性”。从寓意上来说，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形象比喻，而发展到非常繁复的抽象寓意。如谐音，画鱼以代“余”，磬代“庆”等。
中国服饰虽是平面的一块面料，但知情的人都知道，里面蕴涵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沉淀，是一本书，可以慢慢品，细细读，而远非一种单纯的视觉艺术，成为神秘东方文化的杰出代表。
——选自2019年10月号《森林与人类》，有删节
公共舆论是社会的皮肤
徐贲
①在英语中有一个成语，叫“茶杯里的风波”，意思是小事一桩，不值得小题大做。最近，美国旧金山市长提议，由于许多美国中小学生喝太多的可乐类饮料造成肥胖，所以应当对这类饮料征收特别的销售税。市长的逻辑是，加税后饮料价格高了，学童们也就只能不喝或者少喝。市长的提议一出，立即引起公众的议论纷纷。这个建议随后又被美国媒体在全国性的电视新闻中报道，俨然成为一场“饮料罐的风波”。
②旧金山市长提议加征饮料税，也许是小题大做，但公众议论市长的建议可不能说是小题大做。市长代表的是政府权力，政府可以，也有责任告诉公众哪些是对他们有害的事情；但政府不可以，也没有权利去强制公众做那些对他们有益的事情。在这两种政府行为之间，有着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强征饮料税就是后一种行为。以强制收税限制民众消费某一种商品，不是在表现政府对民众的“关怀”，而是在体现政治权力对社会的不当宰制。
③市长原本也许是出于好意，关心学童健康，他的建议因此可以说是出于公益的考量。但是，绝大多数公众却并不领市长的情。他们认为，市长有该管的事，也有不该管的事。市长干涉了本不该他管的公共事务，威胁到公共生活的基本原则和秩序，那就决不再是一桩小事。
④美国公众对旧金山市长的批评方式甚为特别。《旧金山纪事报》上刊登了一些有趣的漫画。其中有一幅，画的是警察从快餐店带走肥胖的孩子，店外候着一辆大囚车，囚车上是“旧金山警察”的标志。还有一幅，画着一个硕大无比的可口可乐瓶子，是一个自动销售机，销售机上的说明是：“50美元一大口”。有的民众问道，穿高跟鞋会扭脚脖子，该不该加征高跟鞋的税？小学生的铅笔字写得歪歪扭扭，该不该就此在学校里废了铅笔？
⑤民众的讥讽和玩笑是一种既有幽默感，又有公共生活原则的批评。民众不同意市长的提议，但这个提议毕竟不过是饮料罐里的风波。再说，加不加税，也不是凭市长一个人说了算，必须通过市议会的立法程序。民众只是就事论事表示不同意，既没有猜度市长的动机，也没有攻击市长本人。正因为这样的舆论批评温和而又有节制，所以才格外显出它的理性。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中公共舆论常见的特征。
⑥公共舆论是社会的皮肤。公众对自己周围的事情反应越敏锐，越具理性判断，他们的社会也就越容易保持健康。说起美国公众的理性判断，最近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在2008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中，希拉里·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的竞争最为激烈。在爱达荷州的竞选中，奥巴马请著名脱口秀主持人欧普拉·温弗瑞为他站台助选，以拉高民众对他的热情。
⑦但是，欧普拉的助选效果却远不如预期的大。这是因为选民关心的是候选人的政治主张，他们选的是候选人，又不是那些为他站台的人。日前的《新闻周刊》上有一张漫画：欧普拉在台上激情发言，台下一位先生在对奥巴马说：“欧普拉在竞选中领先啦！”这又是一则既幽默、又有原则的玩笑。
⑧欧普拉在美国女性电视观众中很有影响，女性选民则是每个民主党候选人都要积极争取的对象。欧普拉站台后不久，《达拉斯晨间新闻报》的调查发现，在年龄为18到29岁的女性选民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说，由于欧普拉的站台，她们反倒降低了支持奥巴马的意愿。65岁以上的女性选民中，也有70%表示了相同的看法。
⑨舆论有两种形态，一种是理智型的，另一种则是冲动型的。前一种由独立思考主导，后一种受随众心理驱动。在任何社会中，这两种舆论形态都必然会同时存在。民众并不因为担心儿童肥胖问题，而情绪性地为市长的解决方案欢呼叫好；民众也并不因为喜欢欧普拉的脱口秀电视节目，而放弃自己对政治人物的独立判断。这样的民众表现出来的是理智型的舆论。公民素质越高，理性型舆论就越能有效主导社会的公共意见。有了这样的舆论，社会肌体也就有了能够感知民意的健康皮肤。
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赢得这次大考，要求我们既要立足当前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又要放眼长远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习.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深入研究如何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等重大问题。
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必须抓住制度建设这个根本，强化制度保障。要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优化医疗卫生资源投入结构，加强公共卫生队伍建设，持续加强分级诊疗等制度建设，完善公共卫生重大风险研判、评估、决策、防控协同机制。要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健全重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完善突发重特大疫情防控规范和应急救治管理办法，健全优化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传染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机制。要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探索建立特殊群体、特定疾病医药费豁免制度．实现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有效衔接。要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立国家统一的应急物资采购供应体系。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
这次疫情警醒我们必须补齐公共卫生短板。“野味产业”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了重大隐患，必须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坚决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从源头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必须系统梳理国家储备体系短板，科学调整储备的品类、规模、结构，提升储备效能。
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把制度意识转化为治理水平，才能充分释放制度威力。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时刻保持谨慎和敏锐，既要高度警惕和防范自己所负责领域内的重大风险，也要密切关注全局性重大风险，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必须提高制度执行力，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充分发挥制度指引方向、规范行为、提高效率、维护稳定、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作用。
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从灾难中总结经验和教训、汲取智慧和力量的民族。在经历了这场磨难之后，我们必将变得更加坚强，继续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人民日报》文章《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有删减）
杜甫之所以能有集大成之成就，是因为他有可以集大成之容量。而其所以能有集大成之容量，最重要的因素，乃在于他生而禀有一种极为难得的健全才性——那就是他的博大、均衡与正常。杜甫是一位感性与理性兼长并美的诗人，他一方面具有极大极强的感性，可以深入到他接触的任何事物，把握住他所欲攫取的事物之精华；另一方面又有着极清明周至的理性，足以脱出于一切事物的蒙蔽与局限，做到博观兼美而无所偏失。
这种优越的禀赋表现于他的诗中，第一点最可注意的成就，便是其汲取之博与途径之正。就诗歌体式风格方面而言，古今长短各种诗歌他都能深入撷取尽得其长，而且不为一体所限，更能融会运用，开创变化，千汇万状而无所不工。我们看他《戏为六绝句》之论诗，以及与当时诸大诗人，如李白、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等，酬赠怀念的诗篇中论诗的话，都可看到杜甫采择与欣赏的方面之广；而自其《饮中八仙歌》《曲江三章》《同谷七歌》等作中，则可见到他对各种诗体运用变化之神奇工妙；又如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及“三吏”“三别”等五古之作中，可看到杜甫自汉魏五言古诗变化而出的一种新面貌。就诗歌内容方面而言，杜甫更是无论妍媸巨细，悲欢忧喜，宇宙的一切人物情态，都能随物赋形，淋漓尽致地收罗笔下而无所不包，如写青莲居士之“飘然思不群”，写空谷佳人之“日暮倚修竹”；写丑拙则“袖露两肘”，写工丽则“燕子风斜”；写玉华宫之荒寂，予人以一片沉哀悲响；写洗兵马之欢忭，写出一片欣奋祝愿之情。其涵蕴之博与变化之多，都足以为其禀赋之博大、均衡与正常的证明。
其次值得注意的，则是杜甫严肃中之幽默与担荷中之欣赏。我以为每一位诗人对于其所面临的悲哀与艰苦，都各有其不同的反应态度，如渊明之任化，太白之腾跃，摩诘之禅解，子厚之抑敛，东坡之旷观，六一之遣玩，都各因其才气性情而有所不同，然大别之，不过为对悲苦之消融与逃避。其不然者，则如灵均之怀沙自沉，乃完全为悲苦所击败而毁命丧生，然而杜甫却独能以其健全的才性，表现为面对悲苦的正视与担荷。所以天宝的乱离，在当时诗人中，唯杜甫反映者为独多，这正因杜甫独具一份担荷的力量，所以才能使大时代的血泪，都成为了他天才培育的浇灌，而使其有如此强大的担荷之力量的，则端赖他所有的一份幽默与欣赏的余裕。他一方面有极主观的深入的感情，一方面又有极客观的从容的观赏，如著名的《北征》诗，于饱写沿途之人烟萧瑟、所遇被伤、呻吟流血之余，却忽然笔锋一转，竟而写起青云之高兴，幽事之可悦，山果之红如丹砂，黑如点漆，而于归家后，又复于饥寒凛冽之中，大写其幼女晓妆一片娇痴之态。此外，杜甫虽终生过着艰苦的生活，而其诗体中却往往有“戏为”“戏赠”“戏作”等字样，凡此种种，都说明杜甫才性之健全，所以才能有严肃中之幽默与担荷中之欣赏，相反而相成的两方面的表现。这种复杂的综合，足以为其禀赋之博大、均衡与正常的又一证明。
（摘编自叶嘉莹《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
人们常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乡土社会不是人治的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但“无法”并不影响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的社会。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我们在旧小说里常读到杀人来祭旗，那是军礼。礼的内容从现代看去，可能是残酷的。但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礼是社会公认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来说，与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的，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思，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不但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了就会出毛病。于是人们对于传统有了敬畏之感。礼并不是靠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地服于成规罢了。
法治和礼治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礼治和由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有改动）
材料一：
生态文学在中国发展的时间不长，仍是一个新兴的文学形态。生态文学作家们努力探索和尝试，让生态文学理念和实践在中国大地扎下根来。总结当代生态文学创作面貌，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特质。
报告文学表现突出，多种文学体裁并进。早期生态文学多采取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文学形式以报告文学和散文居多。报告文学如徐刚写沙漠化防治的《穿越风沙线》，岳非丘写长江污染防治的《只有一条长江》等，可谓第一人称表达范例。散文如苇岸写华北大平原上动物、植物及农事活动的《大地上的事情》等，影响深远。近年来，小说和儿童文学领域也不乏生态文学佳作，带给我们惊喜。长篇小说周建新写人与海的《老滩》，儿童文学如黑鹤写动物的《银狐》等，都可圈可点。
全面观照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进展。近年来，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以及植被保护成效明显，生态文学作家以自觉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关注和思考生态环境问题，热情讴歌和礼赞生态环境保护者。陈启文《穿越共和盆地》真实记录与反映新中国治沙成就，李云峰《汾河行思录》关注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等等。这些作品涉及生态文明建设多个领域，呼吁人们提高生态环保意识，以更大力度、更多措施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
以与时俱进的生态文明理念为当代文学增添新质。生态文学特征是什么？通过研究作家创作活动和作品，不难发现，生态文学一个重要特征是突出作家置身自然的体验和感受，或者说，作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及其体验和感受，这是生态文学的独特之处。生态文学作家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照，无论记人、叙事、状物、抒情，或是回溯历史、描摹心灵，都能从关注自然生态到走入人类内心，关注人类普遍精神生态。作家们以人文主义情怀，对人类社会生态问题进行理性深刻的剖析与反省，努力探寻人类走出生态困境的可能出路。
（选自李青松《生态文学绿意盎然》，2020年4月3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新冠肺炎病毒正在全球肆虐的时候，生态文学的话题似乎有了更多的关注度。传统的文学，长时间来被人们理解为是人的文学，是以个性的语言故事、人物探析表达人的社会环境存在感受和命运的文学，是围绕着人的价值利害情景展开的语言叙述。生态文学则是对包含着人类在内的所有自然对象和生命表现感受的一种叙述，其包含对象和目标显然是远远广泛于传统的文学界地的。生态文学有新的展开领域与活动舞台。因此，生态文学的开启，是一次深刻的文学变革与革命。
自古老的诗歌开始，文学就在以各种方式努力表达着人的社会感受和理想追求。经过几千年的时间和文学表达过程之后，如今人们渐渐地发现，仅仅依赖传统的文学观念和视野，着眼人类自己感受追求范围内的内容，已经很难解释和说明身边的人与环境、与他物的矛盾困窘关系与迷茫了。在人类痴迷地实现着自己的文化、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价值目标，甚至以近似疯狂的力量和速度呈现影响结果的时候，却对自身赖以生存生长的摇篮地球的破坏严重地忽略了，对于与人类一起生长于地球上的各种具有生命的动植物的被毁坏严重忽略了，以至发生了地球生态家园的严重危机。这个现实而严重的危机，正是传统文学的困窘之处和生态文学现象新生的时代背景，正是生态文学对传统文学以革命与变革的表现提出挑战的根源。在茫然的地方寻觅，在盘桓的地方发现，在新的方向目标下出发，这就是生态文学勃发生长的机会与能动进取的意义价值。
因此，当我们在这里谈论生态文学的时候，最先要清楚地意识和理解，生态文学同传统的文学有很大区别，更是与传统文学中那种几乎是以人为中心而展开的历史、政治、文化、民族等局限性特点的文学表达有着质地的不同。生态文学，应当是出于人类的认识感受、在全球视野仔细认真地探求地球生命如何相互依存、共生并长的途径，实现共同长远和谐发展目标的新的未来的文学。这种生态文学，是关乎地球平衡运行和地球物种整体健康冷暖命运的文学。只有在这样的视野下，方能够感受到她的魅力和瑰丽的身姿。
（选自李炳银《生态文学:文学的变革与革命》2020年4月2日《文学报》）
材料三：
生态文学是以生态作为创作和表现对象的一种文学形态。生态文学可以深入反映生态保护、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等问题，承担起文学反映现实、抚慰人心、启发思考的社会责任。生态文学的中国表达首要是中国主题、中国题材、中国成就、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的表现，它可以为世界环境保护和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镜鉴。
生态属于全人类，生态文学更易具有世界普遍性，是可以被全人类读者广泛接受和认可的一种文学样式。生态文学的中国表达和中国样本，可以丰富和充实世界生态文学宝库。同时，生态文学对中国独特的生态保护解决方案、经验、模式的描绘和书写，也能为世界生态文学包括自然文学、动植物文学、环境文学等带去许多有益的启示。
今后，中国生态文学应继续沿袭参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做法，创作出更多体现绿色发展理念，反映绿色中国、美丽中国建设成就，赞美绿水青山，讴歌美好生活的作品。同时，生态文学也应继续致力于鞭挞那些肆意滥杀野生动物、肆意破坏生态环境的恶劣行为，推动人们思想和社会观念的变革，提高全社会的生态文明素养。
（选自李朝全《生态文学的中国表达》，2020年3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诗的泱泱大国，丰富多彩的爱情诗歌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多样的体式，在文学史的长河中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
在标志着中国文学史的光辉起点的《诗经》中，占数最多的是有关恋爱和婚姻的诗。朱熹《<诗集传>序》道：“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男女言情是风诗的主要内容之一。虽然这些诗产生于不同的地域，时代也不尽相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即大多数当事者率真大胆的表白，感情大都是诚挚、健康的。
汉乐府民歌，南北朝，乐府民歌以及明清时期的民歌，也多有反映爱情生活的动人之作。汉乐府《上邪》篇，一气连举五件不可能之事来发誓，表示除非天地合并，世界毁灭，爱情才会终止，抒发一种坚贞不渝的感情。代表汉乐府最高成就的《孔雀东南飞》，展示了在封建礼教压迫之下的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作者以十分同情的态度叙述了这个故事，以其相当出色的艺术表现，揭露了封建势力的罪恶，歌颂了忠于爱情的美好品格。南北朝时期，在江南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吴声歌曲和西曲歌，绝大部分是清丽委婉的情格，其体制短小精悍，情调绵延悱恻。北朝乐府展现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但鼓角横吹曲词中也不乏情歌。不过，它以质朴直率见长，呈现出与南朝乐府迥然不同的美学风貌。如《折杨柳枝歌》：“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哪得孙儿抱”。出语直截了当，十分豪爽坦率。
毋庸讳言，在强大的封建礼教的压迫之下，无数追求美满爱情的青年男女往往以失败的悲剧而告终。但是随着封建大厦的日趋崩塌，爱情诗歌中反抗的呼声越发强烈。在明清歌谣中，有的女子由于违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大胆追求自己热恋的情郎，遭到母亲的毒打，她坚强不屈的表白：“乞娘打子满身青，寄信教郎莫吃惊；我市银匠铺首饰由渠打，只打得我身时弗打得我心！”这些作品讴歌争取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的反抗行为，已经明显带有新型市民阶级个性解放的色彩，具有不容忽视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论及古代文人的爱情诗歌，不能不提到宋代婉约词。由于宋词有一个爱讲道理、好发议论的通病，所以，宋代五、七言讲理“理性”或“道学”的比比皆是，而写爱情的却少的可怜。关于这一点，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说：“宋人在恋爱生活里的悲欢离合不反映在他们的诗里，而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词里。如范仲淹的诗里一字不涉及儿女私情，而他的《御街行》词就有‘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这样的悱恻缠绵的情调，措辞婉约，胜过李清照《一剪梅》词‘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从唐宋两代的诗词看来，也许可以说，爱情，尤其是在封建礼教眼开眼闭的监视之下那种公然走私的爱情，从古体诗里差不多全部撤退到了近体诗里，又从近体诗里大部分迁移到词里，这“词”主要指婉约词。宋代婉约词将爱情作为自己的基本题材，唱出了关于诗以言志的诗人们隐藏的心声，这正是他为传统的文化心理所排斥、抨击的原因。婉约词可以说是在封建主义的磐石下艰难曲折的生长起来的花草，与豪放词相较，它的存在自有其合理性。
（摘编自余冠英《<古代爱情诗词鉴赏辞典>序》，有删改）
书院、祠堂还是合族祠？
①广州陈氏书院又名陈家祠，建成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关于陈氏书院的性质和功能，人们往往会简单地从字面上理解，认为它既是陈氏子弟读书的书院，又是他们供奉祖先的祠堂。事实上，陈氏书院既没有传统书院的功能，也不同于明清时期在华南地区广泛存在的宗族祠堂，它是清末广东各县陈氏宗族共同合资建造的合族祠。
②那么，明清时期广州的合族祠与书院、祠堂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区别与联系呢？
③书院的建立，本来主要为讲学课试、应考科举提供场所。而清代广州城中众多的姓氏书院，它们有书院之名，而无书院之时。至于建造的目的，有材料提到：“书院与家塾设建，原为应试居住及合族受屈讼事与输粮往来暂寓。”也就是说，以书院或家塾为名的合族祠的建立，是为了让各地乡村的宗族子弟来广州应考科举、打官司、缴纳赋税时暂时居住。合族祠在广州城中出现并蓬勃发展，与明清时期华南地区宗族制度的成熟发展有着深刻的联系。
④明末清初，民间建造祠堂祭祀祖先的活动在珠江三角洲非常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当广东各地乡人需要在广州城中建立起他们的落脚点时，他们想到要建成宗祠的形式，就毫不奇怪了。这些合族祠在建立时也是按照修祠堂、编族谱、置族产、举行标准化的祭祖仪式这一整套宗族的模式来造作的。
⑤这些建于清代广州城内外的祠堂建筑，从形式上看，与在广东各地乡村中普遍存在的宗族祠堂一样，都是供奉祖先牌位、举行祖先祭祀的地方。这种祠堂又与普通的宗族祠堂不同，最突出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数县或数十县同一姓氏的血缘群体合资捐建的，每一地方性宗族以“房”的名义参与。他们通过共同在省城建立祠堂，形成了超越社区以至地域的同姓组织。
⑥这样的同姓组织在士大夫的眼中并不符合正统的礼制规范。他们容易植党营私，蠹国害民，官府因此屡有取缔合族祠的举措，加之合族祠内时常容留各地族人，龙蛇混杂，对当地的社会治安造成不良影响，这更成为官府禁祠的直接原因。
⑦自乾隆中期开始，合族祠因为“把持讼事，挟众抗官”，引发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禁祠行动，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皇帝专门发布上谕，要求各地对行为失范的合族祠“一体严行禁治，以维风化，以正人心”。广东随后就要求：“无论州府县城内不准妄联姓氏创立祠宇”，又据《曲江侯书院图记》记载：“乾隆三十七年，巡抚张彭祖以城内合族祠类多把持讼事、挟众抗官，奏请一律禁毁。于是各姓宗祠皆改题书院，我祠之以书院名亦由于此，故祠制也。”因此，清代广州城中的合族祠大多以“某氏书院”“某氏书室”“某氏试馆”为名，而鲜有题为“大宗祠”的。
（选编于《广州陈氏书院实录》）
链接一：
陈氏书院就是一处典型的宗祠建筑群，建筑呈方形平面展开，建筑面积超过6400平方米。三路主体建筑由南向北分别为前门、中厅和后寝，形成“三进三路九堂两厢抄”的格局。门前留有宽阔广场，过去曾竖立着很多石制旗杆夹，旗杆上镌有中举人的姓名及中举年代，昭示着陈氏家族的荣耀。每路建筑各有三进，纵横左右共有6院8廊19座建筑，大小建筑之间墙体均用活动隔扇。庆典之时，隔扇拆除可使三堂两院的内外空间融为一体，形成了外部封闭、内部开放的建筑特点。
徜徉书院之中，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精品雕塑。其中，屋顶灰墙壁砖雕、门窗木雕、阶前石雕都有着繁复细腻的图案。
（选自刘小芳《宗族中国的历史镜面》）
链接二：
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开始营建的陈氏书院是如何在“禁令”中顺利开工的呢？聪慧的陈氏族人首先邀请了清末翰林院编修陈伯陶、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陈兰彬等著名陈氏士绅，组建“倡建陈氏书院绅”
材料一：
钟嵘很明显赞美“初发芙蓉”的美。唐代更有了发展。唐初四杰，还继承了六朝之华丽，但已有了一些新鲜空气。经陈子昂到李太白，就进入了一个精神上更高的境界。李太白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清真”也就是清水出芙蓉的境界。杜甫也有“直取性情真”的诗句。司空图《诗品》虽也主张雄浑的美，但仍倾向于“清水出芙蓉”的美：“生气远出”，“妙造自然”。宋代苏东坡用奔流的泉水来比喻诗文。他要求诗文的境界要“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即不是停留在工艺美术的境界，而要上升到表现思想情感的境界。平淡并不是枯淡，中国向来把“玉”作为美的理想。玉的美，即“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美。可以说，一切艺术的美，以至于人格的美，都趋向玉的美：内部有光彩，但这是含蓄的光彩，这种光彩是极绚烂，又极平淡。清代刘熙载的《艺概》也认为这两种美应“相济有功”，即形式的美与思想情感的表现结合，要有诗人自己的性格在内。这条线索，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摘编自宗白华《美学散步》）
材料二：
常言道：诗无达诂。两千多年来，历代注家对《诗经》各篇主旨及文义的阐释多有不同。骆玉明表示：“所谓‘诗读百遍其义自见’，诗歌本身无法直译，一旦用白话文翻译出来就不可避免地损伤原文优美的意境，而读者常常先入为主地去用白话文来理解，这也未免暴殄天物。”作家蒋勋也反对看白话注释的古诗，并认为《诗经》里的一些篇章是完全不用翻译的。蒋勋说，如《氓》的白话译文：“流浪小伙笑嘻嘻，抱着布匹来换丝，不是真心来换丝，找我商量婚姻事。”与原文“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一比，味道全无。所以，蒋勋说诗是没有办法翻译的。
骆玉明认为，《诗经》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元典”。他说，“元典”就是一个民族在它的文化特征形成时期出现的具有标志性的经典，可能这些元典本身非常简单，但后人在学习、阐释、研究这些书时会不断加入一些内容，实际上就是把本民族的核心价值灌注在一些经典当中，这就成为塑造一个民族的文化面貌、塑造一个民族精神和灵魂的东西。本民族的经典著作，久而久之，就成为一种信仰，人们彼此依从的不证自明的信仰。比如《世说新语》中记载，人们在清谈时，一方如拿经典著作里的话来论证的话，对方就会不再辩驳了。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孔子说诗经“思无邪”，也就是说它的情感表现都是正当的，没有偏邪的东西。《诗经》是庄重的、从容的、优雅的、本真的，堪称“中国人的精神和美学家底”。
（摘编自夏学杰《中国人的精神和美学家底》）
材料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基础。作为体现中华民族集体审美意识精华的中华美学精神，其形成、发展和完善的最主要途径，也就是文艺审美活动即文艺作品的创作、欣赏和传播。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精神血脉，也是中华美学精神最为坚实的构成，是中国文学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不竭源泉。
纵观中外文学史，不论各国作家创作出怎样的文学作品，他们的写作都与本国的文学传统血肉相连，其作品都渗透着本民族的美学精神。正如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脚下赖以生存的土地一样，作家的文学写作，也很难离开传统美学精神的观照。所以，能够达到高原、高峰的中国文学，应该写出我们伟大民族和平而不保守、中庸而不平庸、深沉而不失热情的性格，充分体现中华民族为独立和复兴而奋勇抗争、自强不息的精神，用深沉壮阔的笔触缔造一个内涵丰厚的东方审美王国。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导致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出现了某些问题和误区。匡正这方面的偏差，正当其时，也刻不容缓。
有人认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西式写作”得到了进一步认可与强化。但事实上，以莫言、陈忠实、贾平凹、王安忆、苏童等为代表的当代作家，不仅受到了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更从中华传统美学思想体系中获得了诸多滋养，从而创造了以中国经验为根本的文学硕果。
莫言是公认的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有所借鉴的作家，但他自己曾多次提到，他的文学创作其实深受自己母亲和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影响，这也构成了他的小说世界的民族骨骼与血肉。没有后者，他的小说可能变得艰涩陌生，难以卒读。比如莫言的《檀香刑》讲述了清末山东半岛发生的一起民间反殖民主义的惨烈斗争，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赵甲、钱丁、孙丙分别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刑罚文化、官场文化、民间文化的隐性内涵。这三个隐性文化层面反映和折射着民族性格中的某些内在元素。由此而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事实，不但不会阻止，反而更加促进新世纪中国作家们做出集体反省，重新反思“当代文学的民族性”“当代文学与文学传统及美学精神的关系”“当代文学如何走向世界”这样的命题。
对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关涉到民族精神、民族风格、民族气派在文艺领域的具体体现，应当成为当代文艺创作的重要遵循。当然，我们不仅需要用文学语言表现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而且需要在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上对传统文学革故鼎新，建立新的文学秩序，绘制新的文学版图。在叙述角度、抒情方式、描写手段及结构组成上，应该有新的创造，从而在世界文学的洪流中创造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新的辉煌。
（摘编自周思明《当代文学与中华美学精神》）
材料一：
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历史典籍浩如烟海，但由于朝代更迭、战争、自然灾害以及年代久远等原因，大量古籍已流失或毁坏。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拉开帷幕，首次对全国古籍情况进行全面深入的普查。今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加强文物古籍保护利用”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日前上线的纪录片《穿越时空的古籍》，集中讲述了普通人与古籍的故事。有人历时5年做出了古籍中记载的300多道宋代佳肴，有人通过古籍考证还原古代服饰，有人以古籍版刻为母版设计了4万多个艺术字……让古籍“活”起来的尝试，近年来还有很多。《典籍里的中国》《中国诗词大会》《古书复活记》等节目不断涌现。多家图书馆纷纷依托古籍资源推出文创产品。阅文平台发起“甲骨文”主题征文，10天内收到2500部作品。各地古籍存藏单位联合举办“中华书大会”，延续古人“曝书护书”之习俗，更取当下“晒”字“展示分享”之新义。不仅晒当地的文物珍宝，也晒修复、装帧、传拓等相关技艺，有的还能现场体验。存续中华文脉的古籍，将被更多的人以各种方式看见，给予人们更多文化滋养。
（摘编自《让中华古籍真正“活起来”》，《人民日报》，2022年4月30日）
材料二：
4月23日，作为西藏古籍普查保护工作数字化最新成果，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在继2020年4月25日试运行上线首批50函、6581叶珍贵古籍文献后，再次上线百余函、1.6万余叶珍藏古籍文献。
“古籍文献从放在书库，不外借，阅览门槛高、手续杂、条件多，仅有部分专家学者阅览，到全球免费共享。”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边巴次仁说，西藏古籍标准数字化保护利用不仅解决了古籍文献“重藏轻用”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古籍普查“将珍贵文献公布于世，为学界和社会服务的初衷和理想。”古籍文献上线试运行至今，读者点击阅览次数达近十万人次，创西藏自治区图书馆线上阅览新高。曾经束之高阁的珍贵古籍，如今与读者的距离，只有一层薄薄的屏幕。
边巴次仁说，目前仅西藏自治区图书馆馆藏藏文古籍文献就有15000余函，其中可先行数字化的善本达3000余函，因此未来“云共享”空间依然很大。“这一平台的开放，将对我国目前藏文古籍标准数字化在线共享起到引领示范作用。”他说。
（摘编自《2万余叶珍贵古籍文献带你“云”看西藏的前世今生》，新华网，2021年4日23日）
材料三：
遗存丰富的河南古代文献典籍，是中华文明亘古绵延、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但由于多种原因，河南面临着古籍底数不清，收藏条件较差，古籍老化、破损严重等问题。随着普查工作在全省全面铺开，河南省古籍保护中心网站以简报形式按月通报的全省古籍普查进度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河南省文化厅建立了全省古籍保护工作进度月报制度。通过月报制度，各级领导、收藏单位和普查员们可以准确掌握全省古籍普查进度。同时，人才短缺和专业知识的缺乏仍是开展普查最大的难点。为此，河南省古籍保护中心不仅积极组织全省古籍收藏单位参加国家层面的各类古籍培训班，还借助国家和本省古籍专家力量，自己举办培训班，培养各地市古籍普查的骨干。
此外，河南各级古籍保护中心还通过报纸、宣传车、电视广告等途径宣传古籍普查保护工作，呼吁民间藏家参与普查，市民们积极响应，纷纷到图书馆登记。洛阳、安阳等地图书馆甚至还获赠市民捐出的清乾隆刻本《阳宅大成》等家藏古籍。在去年举办的“册府千华——河南省藏国家珍贵古籍特展”的启发下，河南民间藏家一改藏书界藏之自赏、秘不示人的传统，两个月后即以“中原古书联盟”名义发起举办“豫见古书之美感受故纸芬芳——首届中原民间珍贵古籍展”。集中展出河南藏唐代至民国时期的珍贵古籍文献近200种。
（摘编自《千年典籍源起华夏腹地，数载耕耘守护中华文脉》，搜狐网，2019年3月18日）
材料一：
“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是两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
“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
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文学不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事物现象的本质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
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口说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
学说、言论、文章，都有一个诚伪问题。
人在观察现象的时候，往往表现一定的主体性，在认识中含有一定的主观因素。但是，追求真理就应力求避免主观的干扰。《管子》书的《心术上》提出所谓“静因之道”。《心术上》说：“因也者，无益无损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这是说，在认识外物的时候不要对于外物有所损益，力求认识外物的本来面目。列宁论“辩证法的要素”，举出十六条，第一条是“观察的客观性”，这是唯物主义方法的基本原则。
发挥主体性，应以认识的客观性为前提。只有正确地认识世界，才能有效地改造世界。有时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也能加深对于世界的认识，但是对于世界的正确认识还是改造世界的基本条件。
“修辞立其诚”，包含端正学风的问题。据《汉书·儒林传》记载，齐诗的经师辕固曾对公孙弘说：“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所谓曲学阿世即是哗众取宠，曲解经典的原义以讨好于时尚，也就是背离了原则而顺风转舵，这就违反了追求真理的学术宗旨。“修辞立其诚”应是端正学风的首要准则。
（摘编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有删改）
材料二：
在如今社会的各个方面均存在着自我包装、自我夸耀、自我炒作的倾向，例如某些人在公众面前或媒体面前发言时，通常会用“世界一流”“国内领先”“零的突破”等词汇夸大事实，这些词汇的盲目滥用，造成了领导发言、工作报告等内容上的假大空；经过他人传播和模仿，更会引起恶劣的社会效应。这样的修辞行为违反了“修辞立其诚”的原则，不仅会降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也加剧了文化的泡沫化。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坚持“修辞立其诚”原则就是在中国修辞学界贯彻诚信原则。“修辞立其诚”出自先秦经典《易传》，是中国早期修辞理论的核心，也是中国古代文人说话和自我约束的准则之一。西方的修辞学一度不重视“修辞”要“诚”，以致被诡辩派利用而陷入困境，尝到了声名狼藉的恶果。
然而，“修辞立其诚”也并非尽善尽美。过分强调伦理，就会忽视修辞规律。修辞活动中过于强调伦理制约，会阻碍修辞活动的进行，不符合交际效果最大化的原则。从这个方面来说，“修辞立其诚”过于重视操作层面，相对忽视了效果层面。提高表达效果是修辞的最终目的，因此“修辞立其诚”要适度。
从其内涵入手，欲达到“修辞立其诚”，必先言之可信，措辞得当，谦恭诚恳，涵养丰富。这就要求人们平时注意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独特的气质。所以说，做到“修辞立其诚”不是轻而易举的，须“辞欲巧”且“情欲信”。
随着时代变化，“修辞立其诚”的内涵也要随之改变，以适应时代发展需求。过分强调伦理反而会制约修辞活动的进行。另外，“修辞立其诚”是修辞学的重要原则但不是唯一原则，修辞理论研究需要多角度的创新之见。
（摘编自周强《浅析“修辞立其诚”》，有删改）
材料三：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或者有人要说：《资本论》不是很长的吗？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摘编自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有删改）
用什么支撑我们的精神大厦
贾梦雨
我们平时所说的“精神亚健康”，是指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精神追求方面失去正确标准，缺乏价值支点，种种消极甚至扭曲的思想意识占据主导地位，并体现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其实，“精神亚健康”的症状在很多人身上都或隐或显地存在着。
“精神亚健康”的症状多种多样，但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对事业缺乏激情，精神萎靡，庸碌无为；二是对生活缺乏热情，对他来说，活着的意义仅仅在于活着；三是对他人缺乏感情，淡漠、疏离，甚至于防范、欺骗；四是对社会缺乏责任感，社会的冷暖对他来说已经变得无足轻重。总体来说，陷落于物质的汪洋之中，沉沦于享乐的迷茫之中，浮躁而无信仰、无敬畏、无追求。正如南师大中文系教授贺仲明所说：“精神亚健康的重要表现，就是公众无法从精神涣散的日常生活中获得安宁；理想和信仰丧失；浮躁的心灵被物所累，排斥关怀和诚信。”
是什么导致了“精神亚健康”的弥漫呢？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地球村”可以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不过，它也无时无刻不在拉远人们之间的距离，造成新的疏离。全社会消费思潮迅速膨胀，在这种后现代的炫目泡沫下，大众都在不知不觉中被消费主义的狂欢陶醉。被牵着鼻子走，人变成了“经济人”“时尚人”，永远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拉着你，让你无法脱身，并且身不由己。此外，我们过分重视外在的所谓“成功”，整天追求的都是那些“看得见的东西”：房子、汽车、锦衣玉食、无休止的享乐，而且，我们渐渐迷失在这些“身外之物”中不可自拔。物质日益强大而膨胀，而精神的萎缩状态正在加剧，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夹击之下，我们被裹挟其中，身心交瘁。
理想、激情，一个人的精、气、神，这些其实都应该是我们的追求，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支点。而现在，从心灵层面来说，价值的支撑点，人生的追求目标，对幸福的感受等渐渐处于错乱状态。从生存状态来说，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处理爱情、家庭、事业等之间的关系，这其中充斥着扭曲。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目前正借助经济、文化和人员流动的全球化大潮，向全世界蔓延， 也深刻影响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和全球化大潮中，世俗化大潮开始侵蚀到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
因而，我们都应该有一定的精神追求。我们应该解决好自己的归宿感问题。这就要求一个人加强免疫力，实现内心的真正强大，面对诱惑超然，面对挫折泰然，并在对时代的正确认识中增强责任感。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环境，真正关心人的精神追求。在文化多元化的基础上，更好地创造文化的和谐，从多方面创造以人为本的文化生态环境。
（选自《新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