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
高阶人工智能带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电影、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的存在价值。
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今年初,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和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合作推出了AI伦理研究计划,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AI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高阶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相信中国文明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明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自蔡映洁《人工智能,以法律和伦理为界》)
一个民族对待祖先遗产的态度,比一个民族遗产的丰富与否,更能体现出一个民族文明的程度。
一个民族文明的程度。
燕子来舟中作
杜甫
湖南为客动经春,燕子衔泥两度新。
旧入故园尝识主,如今社日远看人。
可怜处处巢居室,何异飘飘托此身。
暂语船樯还起去,穿花贴水益沾巾。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我和我的祖国》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片,于2019年9月30日上映。上映7天,电影总票房就突破20亿元,稳居国庆档电影票房第一的位置。该电影由七个小故事串联起来,分别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七个历史性经典瞬间。电影以小人物反映大时代、展现大情怀。
浓浓的爱国主义精神,感人的爱国情怀,贯穿全片,成为这部作品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情感力量。《我和我的祖国》的热映也说明一个现象,即普通观众中一直涌动着一股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这对当下文艺繁荣发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添字丑奴儿·芭蕉
李清照
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
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① , 不惯起来听。
【注释】①北人:北宋灭亡,李清照从故乡山东济南被迫流落到江南,故称“北人”。
材料一:
从表情包的发展来看,字符式、颜文字、Emoji和QQ表情包的情感表征比较直观,是对人表情、肢体特征的模仿,主要表达和反映人们的情感。而动漫和真人表情包构成较为复杂,通过各种拼贴、同构、戏仿等手法实现各种形式的混搭。表情包既可为单纯的图像,又可为“图像+文字”的多模态话语;既可以静态,又可以动态的形式存在。表情包是一种典型的亚文化,是与霸权文化、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主导文化相对的边缘文化、附属文化、次元文化,具有天然的抵抗性。亚文化通过抵抗和挑战主流文化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尽管这种抵抗是仪式性的,但却能调解社会矛盾。
(摘编自谷学强、张子铎《社交媒体中表情包情感表达的意义、问题与反思》)
材料二:
网络空间的表情包并未许诺言行一致,“言过其实”才是真正的可乐之处。统计与分析表明,人们往往乐于将种种有趣的表情赋予小动物,猫、狗、兔子、公鸡、鸭子均是表情包队伍之中的常客。熊猫虽体量庞大,但性情温顺,不具攻击性,无妨与小动物为伍。小动物的特征即是“萌”,一只公鸡拖一柄缺口的菜刀气势汹汹地夺门而出,谁也不会被这种表情包吓住。没有人觉得强敌将至,如此装腔作势无非博人一粲。
事实上,表情包这种修辞方式无法扩展到某些举足轻重的文本。人们很难想象,哪些表情包可以插入蓝皮书、白皮书或者鉴定一个人品行的档案材料。哲学著作大门紧闭,社会学论文或者教科书拒绝联系。在目前,这种修辞方式仍然与文学存在很大的距离。这时,人们不得不意识到,这种修辞方式仅徘徊于文化的边缘而无法进入正统的思想和学术。
(摘编自南帆《微信表情包:网络空间的一种“软性”符号》)
材料三:
按照我们现行的现代文学史,通常都把鲁迅界定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从思想与文化意义上说,这个说得通,但是,仅仅局限在小说修辞的内部,这个判断其实是不准确的。的确,鲁迅拥有无与伦比的写实能力,但是,写实能力是一码事,是不是现实主义作家则是另外的一码事。我们在谈论鲁迅的象征主义创作时,一般习惯于讨论《野草》和《狂人日记》。但是,我们先来看茅盾先生的《子夜》吧,《子夜》的故事发生在哪里?上海。《子夜》写的是什么?上海。你要想了解20年代、30年代的上海,你就去读《子夜》,那是地道的上海“诗史”,甚至干脆就是历史。在当年的上海,吴荪甫和赵伯韬一抓一大把。你要说《子夜》写的是30年代的沈阳或陕北,我会抽死你。这是标准的现实主义作品。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最大的区别就在一个基本点上,看它有没有隐喻性,或者说,延展性。通俗地说,现实主义是由此及此的,象征主义则是由此及彼的——言在象,而意在征。
鲁迅深得象征主义的精髓,从《呐喊》开篇《狂人日记》开始,鲁迅小说的基本模式就不是现实主义、而是象征主义的。鲁迅先生对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在《药》这个小说里头几乎抵达了顶点。正因为如此,在《呐喊》里头,《药》反而有缺憾,它太在意象征主义的隐喻性了,它太在意“象”背后的那个“征”了。所以,《药》是勉强的。包括小说的名字。可以说,《药》的不尽人意不是现实主义的遗憾,相反,是象征主义的生硬与局限。
和《药》比较起来,《故乡》要自然得多。——如果我们对鲁迅没有一个整体性的阅读,把《故乡》这样的作品当作“乡土小说”或“风俗小说”去阅读,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故乡》绝对不是“乡土小说”或“风俗小说”,鲁迅是不甘心做那样的作家的。从作家的天性上说,鲁迅很贪大;从作家的实际处境来说,鲁迅有“任务”,也就是“听将令”。
有两句话我不得不说,第一,先生是一个很早熟的作家;第二,鲁迅是一个大器晚成的小说家。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先生其实是一个把自己书写过两遍的作家。他“重写”了他自己。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许都没有先例。事实上,在写小说之前,先生的思想与艺术能力就已经很成熟了,但是,有两个“使命”他没有完成,第一,他不够普罗,第二,尚没有“白话”。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因为陈独秀等一干同仁,先生用当时根本就“不算文学”的“小说”把自己“改写”了一遍,同时,也用白话把自己“翻译”了一遍。可以这样说,为了启蒙,先生放下了身段,来了一次“二次革命”,这才有了我们所知道的鲁迅。请听清楚了,——在鲁迅的时代,尤其是,以鲁迅的身份,做“小说家”可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连体面都不一定说得上。小说是写给谁读的?是给鲁迅妈妈那样的、“识字”的人读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不明白这个,我们根本就无法了解鲁迅,更无法了解鲁迅的小说。
可是,我们不得不说,作为小说家的鲁迅又有一个小小的偏好,或者说特点,那就是小切口。这是鲁迅小说的美学原则。鲁迅的小说可以当作“史诗”去读,但鲁迅个人偏偏不喜欢“史诗”。即使和茅、和巴、和老、和曹比较起来,鲁迅小说的切口也要小很多。说到这里一切都简单了,小切口的小说必然在意一个东西,那就是它的延展性,也就是它的隐喻性,换句话说,鲁迅的小说必然会偏向于象征主义。所以,所谓的“故乡”,它不可能是“邮票大小的地方”,鲁迅会对“邮票大小的地方”有兴趣么?不可能的。他着眼的是康有为所说的那个“山河人民”。在鲁迅的笔下,《故乡》是一篇面向中华民族发言的小说,它必须是“中国”,只能是“中国”。这就不难理解《故乡》为什么会成为“呐喊”的一个部分。《故乡》是象征主义的,正如《呐喊》是象征主义的一样。
(摘编自毕飞宇在鲁迅文学院的演讲《什么是故乡?》)
目光是有质量、有重量的,有湿度、有温度的,有能量、有热量的。你还记得你体验到的各样的目光吗?温暖的、严肃的、沉思的、焦灼的、顿悟的、澄明的、幸福的、狂喜的、悲悯的……你还曾感受过来自历史的、未来的、自然的、宇宙的目光吗?
请以“目光”为题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记叙文。
要求:自选角度,自定立意;有细节描写;不得套作,不得抄袭;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
九溪十八涧
(清)俞樾
①凡至杭州者,无不知游西湖。然城中来游者,出涌金门,日加午矣。至三潭印月、湖心亭小坐,再至岳王坟、林处士祠略一瞻眺,暮色苍然,榜人促归掉矣。入城语人曰:“今日游湖甚乐。”其实,谓之湖舫雅集则可,谓之游湖则未也。西湖之胜,不在湖而在山。白乐天谓冷泉一亭,最余杭而甲灵隐。而余则谓九溪十八涧乃西湖最胜处,尤在冷泉之上也。余自己已岁,闻理安寺僧言其胜,心向往之,而卒未克一游。
②癸酉暮春,陈竹川、沈兰舫两广文,招作虎跑、龙井之游。先至龙井,余即问九溪十八涧,與丁不知;问山农,乃知之。而舆者又颇不愿往,盖自龙井至理安,可由翁家山,不必取道九溪十八洞。溪润曲折,厉涉为难,非所便也。余强之而后可。
③逾杨梅岭而至其地,清浅一线,曲折下注,虢虢作琴筑声。四山环抱,苍萃万状,愈转愈深,亦愈幽秀。余诗所谓“重重叠叠山,曲曲环环路,丁丁东东泉,高高下下树”,数语尽之矣。余与陈、沈两君,皆下與步行,履石渡水者数次,诗人所谓“深则水”也。
④余足力最弱,城中虽半里之地,不能舍车而徒,乃此日则亦行三里而逃矣。山水移情如是。
材料一:
我们的格局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在我们乡土社会里,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差序格局这种社会结构形态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差序格局》)
材料二:
立传的通例,开首大抵该是“某,字某,某地人也”,而我并不知道阿Q姓什么。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阿Q正喝了两碗黄酒,便手舞足蹈的说,这于他也很光采,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其时几个旁听人倒也肃然的有些起敬了。那知道第二天,地保便叫阿Q到赵太爷家里去;太爷一见,满脸溅朱,喝道:
“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
阿Q不开口。
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
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
阿Q并没有抗辩他确凿姓赵,只用手摸着左颊,和地保退出去了;外面又被地保训斥了一番,谢了地保二百文酒钱。知道的人都说阿Q太荒唐,自己去招打;他大约未必姓赵,即使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如此胡说的。此后便再没有人提起他的氏族来,所以我终于不知道阿Q究竟什么姓。
(选自鲁迅《呐喊·阿Q正传》)
材料三:
家庭是政治生活伦理与行为的训练场。家庭仪式通过共同参与,以及对特定人群的容括和排除而强化父系继嗣原则。依照理学的训诫,全部家庭生活和活动都应围绕着祠堂来进行。朱熹迈出了极端的一步:将宗族祭祖仪式的权力扩展到整个血亲群体。随着宗族的扩张,对正确的居家仪式的考虑也扩展开来,无论在社会意义上还是在地理意义上。普通家庭通过设立自己的家祠认可这一社会秩序,以赢得尊重感、祖先的庇护以及宗族的成员身份等。在晚期帝制期间,以祭坛为中心的日常仪式将越来越多的普通人,甚至包括许多并无识字之人的家庭,绑缚到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空间当中。
(选自[英]白馥兰《技术、性别、历史》)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那么,它的特色究竟“特”在哪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其思想文化本源?
客观地说,世界上主要文明地区的政治文化中都有命运与共、共同体、世界主义的政治思想,例如西方基督教世界秩序及西方永久和平论、印度思想中的“不害”、伊斯兰世界“天下一家”、中国古代的“天下大同”等观念。总的来说,早期这些共同体观念解决的只是内部秩序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共生共处的问题。其中,历史上不少共同体思想还受到二元对立世界观的局限,它们所强调构建的共同体是以一个假想或现实的敌人为目标的,这种思想很容易导致世界陷入对抗之中。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思想还在影响着个别大国的外交政策,值得我们去辨别和防范。
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思想文化本源来自传统和现代两部分。所谓传统,中国古代有丰富的中外秩序资源,在当时地理所及的范围内,形成了一套处理中外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做法,这套思想和做法在今天需要创造性转化。所谓现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本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共同体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中,包含着国际主义以及很多“人类命运与共”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世界不平等、剥削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根源、改造的论述等,都是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本源。同时,这些思想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学理上区别于既往及现在流行的一些共同体理论如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联盟、大西洋共同体、“民主”价值观联盟等的重要依据。
以往绝大多数国际秩序思想和实践,要么服务于强者,要么用来结成一个国家联盟以反对另一个国家联盟, 要么是一种宗教秩序的外在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中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它们的区别在于,其并不是从排他性国家联盟的角度来狭隘地理解共同体,而是从世界范围不平等经济秩序的变革、大多数人实现自身解放从而结成联盟的高度来理解共同体。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天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否定其他文明中关于人类合作的合理的思想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不同的思想文化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理解的位置。这个概念将随着全球人、财、物、智互联互通的发展,拥有越来越大的世界基础,具有较广泛的心理认同和感召力量。
我们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当今世界就是一片祥和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一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矛盾、阻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素仍然广泛存在。维护和平的综合力量与进行战争的力量之间的对比,大多数国家及其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与国际经济秩序不平等现实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对抗的矛盾因素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难题。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一个开放进取的中国,将自身命运和前途同世界命运和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自我定位。中国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在呼吁世界团结起来,共同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删节)
材料一:
工匠精神厚植的企业,一定是一个气质雍容、活力涌流的企业。崇尚工匠精神的国家,一定是一个拥有健康市场环境和稳健人文素养的国家。
别人可能觉得匠人同世界脱节,但方寸之间他们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世界:不仅赋予器物以生命,更刷新着社会的审美追求、扩充着人类文明的边疆。工匠精神从来都不是什么雕虫小技,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坚守工匠精神,是为了擦亮爱岗敬业、劳动光荣的价值原色,高树质量至上、品质取胜的市场风尚,展现创新引领、追求卓越的时代精神,为中国制造强筋健骨,为中国文化立根固本,为中国力量凝神铸魂。工匠精神中所深藏的,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生命哲学,也有技进乎道、超然达观的人生信念。从赞叹工匠继而推崇工匠精神,见证社会对浮躁风气、短视心态的自我疗治,对美好器物、超凡品质的主动探寻。
工匠精神是手艺人的安身之本,亦是我们的生命尊严所在;是企业的金色名片,亦是社会品格、国家形象的荣耀写照。工匠精神并不以成功为旨归,却足以为成功铺就通天大道。
(摘编自2016年4月30日《人民日报》李斌《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
材料二:
新时代的“工匠精神”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所谓“爱岗”,就是要干一行,爱一行,热爱本职工作,不能见异思迁,站在这山望那山高。所谓“敬业”,就是要钻一行,精一行,对待自己的工作,要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凡是获得“工匠”和“劳模”荣誉称号的工人,都是爱岗敬业的典范,很多人都在本职岗位上工作了二三十年之久,干出了一番事业。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工匠”,就在于他对自己产品品质的追求,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永远在路上;他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反复改进产品,努力把产品的品质从99%,提升到99.9%、再提升到99.9%。对于“工匠”来说,产品的品质只有更好,没有最好。追求极高一致、精益求精,是获得各类“工匠”荣誉称号的工人的共同特点,这也是他们能身怀绝技、在国际、全国或省的各种技能大赛中夺金戴银的重要原因。
和传统工匠不同,新时代工匠尤其是产业工人的生产方式已不再是手工作坊,而是大机器生产,他所承担的工作,只是众多工序中的一小部分。比如“复兴号”列车,一列车厢就有三万七千多道工序,这三万七千多道工序,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必须由车间或班组亦即团队协作来完成。团队需要的是“协作共进”,而不是各自为战。
传统的“工匠精神”强调的是继承,祖传父、父传子、子传孙,是传统工匠传承的一种主要方式,而新时代的“工匠精神”强调的则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因为只有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推动产品的升级换代,以满足社会发展和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摘编自2018年8月30日《人民政协报»郑大发«什么是新时代的“工匠精神”》)
材料三:
对于教育而言,弘扬工匠精神就是精心培育每一位学生,培养出政治素质过硬、劳动情怀深厚、理论功底扎实、实践技能突出的高素质人才。
弘扬工匠信仰坚定、矢志报国的爱国精神,激励广大学生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以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努力实现人生价值。弘扬工匠艰苦奋斗、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引导广大教师和青年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与集体、索取与奉献、平凡与崇高等人生课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通过加强对广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典型引路、正向激励等多种措施,弘扬中华民族勤劳节俭、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通过劳动来实现人生的梦想、改变自己的命运,着力形成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主流意识,真正让劳动成为最光荣的价值追求,让劳动者成为社会最受尊敬的人。
工匠的成长路径和事迹表明,一勤天下无难事,成功之路就在脚下;只要立足岗位,刻苦钻研,就能人人可为、时时可为、处处可为。学校校园文化建设要把传播工匠故事作为重要内容,组织开展工匠进学校、工匠讲堂等活动,组织老师学生聆听工匠事迹,弘扬工匠精神,以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工匠的事迹引导青年大学生勤勉为人、勤奋学习、勤恳工作。
面对当前社会上存在着急功近利、急于成名的浮躁情绪和心态,广大教师要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工匠精神,在长期的教书育人中形成自身的价值追求。广大教师要以工匠精神为引领,积极投身教育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坚持以师德建设为先,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提高教师队伍的职业道德素质,增强教师爱岗敬业、勇于创新、为人师表、不断进取的职业精神,建立完善的师德激励机制,重师德激励,将师德表现作为评奖评优的首要条件,引导广大教师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教师。
(摘编自20171月4日«工人日报»李珂《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弘扬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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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德性的追求,至死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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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2010年到2013年间,兼具新闻工作者和诗人双重身份的阿克鸠射,曾一路攀爬藤梯,探访凉山昭觉大山深处的“悬崖村”,收集了大量的图片和文字材料,写成了8万余字的报道《探寻昭觉古里拉达秘境》。此后的若干年里,他作为本地人,又对“悬崖村”进行了一系列的深度跟踪调研采访,展示这一生活在云端的村落的惊人变迁。2019年,其长篇报告文学《悬崖村》出版发行。2020年,此书作为彝族文学作品入选并最终获得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与其说《悬崖村》是一部报告文学,不如称其为非虚构和民族志写作。阿克鸠射是凉山彝族双语作家、诗人,他所创作的作品不仅运用了现代文学的形式,立足当下,还汲取了十分丰富的彝族民间民俗资源。这样的创作历程恰恰折射出骏马奖及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多民族”与“多元共生”的特性。
本届骏马奖的获奖篇目,体现了新时代少数民族作家对于文学生活不同维度的书写和想象。历史叙事一贯是少数民族文学重要的创作维度之一,冯良的《西南边》展示出了中国西南彝族地区的历史变迁,尤其是对半个世纪前凉山彝族社会转型时期多民族交往交融的日常经验和战地生活做出了生动的描绘;海伦纳的《青色蒙古》以蒙古族一家人的故事为主线,勾勒出了科尔沁草原百年来的生活图景;梅卓的《神授.魔岭记》则指向了更为久远的族群历史,将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元素化为长篇小说写作,讲述了藏族少年阿旺罗罗历经各种磨难与修炼后成长为神授艺人的故事。
另一部分作品则体现了少数民族作家们立足当下,根植地方性知识,对本族群生活变迁的关注。比如瑶族作家红日的《驻村笔记》,就讲述了近年来在精准扶贫背景下,河城县天马乡贫困村红山村是如何在多方努力之下改善民众生活的故事;仡佬族作家王华的《海雀,海雀》同样讲述了一个村庄的基层管理者是如何和村民共同努力,实现退耕还林、共同富裕的生动故事。畲族作家朝颜的长篇纪实散文集《陪审员手记》立足于法院等特殊社会空间,以陪审员的视角观察当下社会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彝族作家阿微木依萝的《檐上的月亮》聚焦于普通人的生活,辑录了一系列极具地方性知识的散文。
新世纪以来,骏马奖评选以文学作品评奖的方式全新呈现,恰恰也与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新风貌相呼应,大大推动和激励了优秀文学作品的生产。比如,在第八届骏马奖中,彝族母语作家贾瓦盘加的彝文作品《火魂》,是规范彝文推广以来彝族第一部母语长篇小说,堪称彝族双语文学史上划时代的作品之一;另外,此届骏马奖中的理论评论获奖作品中,回族学者李鸿然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是当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研究中重要的学术著作之一。在第九届骏马奖中,同样出现了壮文、景颇文为创作语言的文学作品,文学奖项对中国少数民族双语创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保护和传承也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第十届骏马奖中,多民族的主题十分突出,无论是达真的历史小说《康巴》,还是亚生江·沙地克的维吾尔文小说《诸王传》,都体现了族群历史的多样性和多民族交往的真实族群经验;而此届获奖的报告文学目中,更凸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钟日胜的《非洲小城的中国医生》讲述了中国援非医疗队为促进非洲卫生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努力;而爱新觉罗·蔚然的《粮民——中国农村会消失吗?》则立足于公益行动,对中国粮食产业与民生做出深入的思考;鹰萨·罗布次仁的《西藏的孩子》描写了藏族汉族学生的交往以及藏族学生通往城市的求学之路。第十-届骏马奖依然呈现了少数民族文学“多元共生”的文化特征,藏族作家降边嘉措的《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和苗族作家龙宁英的《逐梦——湘西扶贫纪事》、白族诗人何永飞的《茶马古道记》都在展示本族群社会历史变迁的同时,开放式地呈现不同文化的族际书……
由此可见,新世纪以来,骏马奖与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生产密不可分,其中体现了文化多样性和丰富的时代特征。骏马奖的评选在语言和文学方面并重,不仅对文学生产起到推进作用,还对文化多样性、少数民族语言保护传承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文学层面的支撑。
(邱婧,《“多民族与多元共生”——新世纪以来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作品的创作特征》,《文艺报》,2020年9月25日)
春兴
(唐)武元衡
杨柳阴阴细雨晴,残花落尽见流莺。
春风一夜吹乡梦,又逐春风到洛城。
【注释】武元衡,中唐诗人,洛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