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武帝曰:“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
董仲舒答曰:“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皆积善累德之效也。……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同“戾”),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汉书·董仲舒传》
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臣闻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异。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途判矣。盖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则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痰疚,循之则其心私而且邪。
——朱熹
材料二 欧洲北部各国的世俗统治者多半并不关心宗教改革的理论,而只关心这些理论作为他们控制教会财产和权力的斗争武器的明显价值……当他们决定取消教廷的司法权时,他们就必须寻找能够表明整个教会无权行使这种司法权的证据,这就使他们与路德及路德的教徒们有了共同点。
——[英]昆廷·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
材料一: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二:欧洲文艺复兴的使命之一是摆脱宗教教义的束缚,冲破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烦琐和空疏,把人们的视线由虚渺的“天界”拉向真实的“人间”……从这一意义上说,由“虚”走向“实”,是欧洲文艺复兴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化动向。无独有偶,在中国的明清之际,也兴起了清算明代学术的空疏。
——冯天瑜《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
材料三:中国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与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潮分属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社会批判的产物,后者却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有些学人将这两种形态的文化等量齐观,显然不太恰当。如果要在欧洲文化史上选择一个段落同中国明清之际的进步文化作比拟,无论从产生的背景还是从所包含的内容而言,都以欧洲封建社会存在的最后几个世纪(14~17世纪),即严复说的西方“古学”转向“新学”的阶段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较为相当。
——冯天瑜《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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