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说：“比较一般的历史运动带有宗教的色彩，甚至是基督教传播的范围内，具有真正普遍意义的革命也只有在资产阶级以往的解放斗争的最初阶段的历史，即从13世纪到17世纪，才带有这种宗教色彩；而且，这种色彩要用以往的整个中世纪的历史来解释……”
马丁·路德说：“世俗权力是受上帝的委托来惩治奸邪，保护善良的。因此，我们应当让世俗政权在整个基督教中执行它的职务，不要加以任何阻碍。无论什么，不管他是教皇、主教、传教士，或是修士、修女，世俗权力都有权来管他。”
——《致德意志贵族书》
材料二
托马斯·闵采尔说：“……直到现在，城市和乡村里贫苦的、平凡的人们，都处于与上帝的意旨和任何正义相违背的境地，承担着宗教贵族、世俗贵族和政府的沉重负担。……所以，基督联盟的纲领和计划是这样的：托庇上帝的保佑，而且，在可能的范围内，毋须武装斗争和流血来获得自由。”
——《中世纪晚期的欧洲》
材料三
托马斯·闵采尔说：“贫苦的百姓如果不愿让自己和子子孙孙在贫困中生活，就应该行动起来摆脱宗教和世俗的统治等压在大家身上的沉重担子。在现存的条件下，不流血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有的贵族堡垒，所有修道院，都是欺骗和压迫的渊源，必须立刻摧毁。”
——《书简纲领》
请回答：
材料一：进入明代中叶以后，新经济因素滋长，城镇规模不断扩大，社会危机在不断加深。王阳明以为当时读书人沉溺于理学，无补于社稷安危。他力求建立有效的统治学说，认为一切事物都产生于人心，说“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同时王阳明也提出人人皆有良知，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他还提出“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不必以孔丘和朱熹的语录为真理。程朱理学主张天理的他律性，天理成为外在的道德律令。王阳明良知自律思想架起了道德内化与道德外化的桥梁，高扬了个体的自主性和自律性，从而把人从外在天理的奴性中解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人称王阳明为中国的马丁•路德，确有一定道理。
——摘编自胡万年《王阳明良知自律的研究》等
材料二：中世纪西欧社会处于基督教的绝对统治之下，各种社会弊端丛生。自12世纪开始，伴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开启了宗教改革的进程。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核心是“因信称义”，即凭借内心对上帝的信仰就可以得救，无须事功或苦修。这使他最终从“因信称义”引申出“人人皆僧侣”这个直指天主教的革命性原则。因此，路德的“因信称义”的神学思想实现了将灵魂获救的根据从外在的教会向内在的信仰转换，把灵魂得救的钥匙从教会和神职人员手中转移到了每一个拥有真诚信仰的平民信徒心中。……王阳明思想中确实存在着突出人的主体地位的倾向，但是就其对人的规定以及对所置根其中的社会生活所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又都远远不及欧洲同时期宗教该改革运动。
——摘编自黎玉琴《王阳明关于"人的发现"及其比较》
材料一：进入明代中叶以后，新经济因素滋长，城镇规模不断扩大，社会危机在不断加深。王阳明以为当时读书人沉溺于理学，无补于社稷安危。他力求建立有效的统治学说，认为一切事物都产生于人心，说“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同时王阳明也提出人人皆有良知，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涕，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他还提出“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不必以孔丘和朱熹的语录为真理。程朱理学主张天理的他律性，天理成为外在的道德律令。王阳明良知自律思想架起了道德内化与道德外化的桥梁,高扬了个体的自主性和自律性 ,从而把人从外在天理的奴性中解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人称王阳明为中国的马丁·路德 ,确有一定道理。
——摘编自胡万年《王阳明良知自律的研究》等
材料二：中世纪西欧社会处于基督教的绝对统治之下，各种社会弊端丛生。自12世纪开始，伴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开启了宗教改革的进程。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核心是“因信称义”，即凭借内心对上帝的信仰就可以得救，无须事功或苦修。这使他最终从“因信称义”引申出“人人皆僧侣”这个直指天主教的革命性原则。……王阳明思想中确实存在着突出人的主体地位的倾向，但是就其对人的规定以及对所置根其中的社会生活所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又都远远不及欧洲同时期宗教该改革运动。
——摘编自黎玉琴《王阳明关于“人的发现”及其比较》
材料一：一个喧闹的城市社会，以繁荣的工业和西欧与富裕的拜占庭及伊斯兰帝国之间利润丰厚的贸易为基础。意大利是这一贸易的中间人，并由此繁荣起来……这些（意大利的）城市由大商人家族控制，它们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和作家的赞助人。它们的需求、兴趣和口味渲染了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复兴。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为什么一百三十年之后，创造美的源泉就枯竭了呢？因为，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德国人把这一孔泉眼给堵上了。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而葡萄牙人则发现了去印度的航线。……从此，尼德兰取代意大利，成为东西贸易的必经之路。1517年，马丁·路德……点燃了宗教改革的烽火，并最终导致教会的分裂。……对于意大利来说，教会分裂意味着财源的枯竭。
——（德）迪特里希·施万尼茨《欧洲：一堂丰富的人文课》
材料三：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对教会的态度，很难简单刻画。文艺复兴不是民众运动，是少数学者和艺术家的运动，还受到一些崇尚人文主义的教皇们的赞助，假若当初没有这些奖励者，它取得的成功说不定会小得多。
历史学家贵查第尼在1529年写道：“再没有谁比我更憎恶祭司的野心、贪婪和放荡了……尽管如此，我在己任教皇教廷中的位置，迫使我只得为了切身利益希求他们伟大。但是，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缘故，我早已像爱自己一样爱马丁·路德了。”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
材料一：近代西方的人文主义通常表现为“古今之争”，它最初表现为一种复古主义﹣﹣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都试图用古代的权威来取代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到了 17 世纪以后，随着理性的振兴和科学的崛起，它在 18 世纪的法国思想界表现为一种用理性来颠覆信仰的激进姿态。启蒙思想家们把眼光投向了未来，明确地以一个先进的新时代来与落后的旧社会相抗衡。
﹣﹣摘编自赵林《理性与信仰在西方启蒙运动中的张力》
材料二：法国大革命对英国产生了深刻影响，英国各界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持续了多年。19 世纪中后期，许多英国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暴力把一切美好的传统都摧毁了，使得各种不同的利益再也无法互相调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与法国相比，英国则诉诸自己古老的宪政传统，自 1688﹣1689 年那场温和得多的革命以来，通过和平、务实和渐进的手段取得了广泛的公民自由，逐步地建立起了一个更民主的政治制度。
﹣﹣摘编自迪金森《伯克之后的思考》
材料三：1903 年，为了加强革命舆论工作，蔡锷与黄兴创办的《游学编译》称：“法国大革命，实平民确认其自有之权利之时代也。夫法兰西社会革命者，实一切社会革命之母也。明于法民权利思想之所由以成立者，乃可以提挈民族而立于 20 世纪之人群。”1913 年，北洋政府颁布的历史教科书在描述法国大革命时，称其为“巴黎乱民起袭巴斯底狱，烧狱舍，杀狱官，揭其首于竿，狂走市街，蹂躏贵族富人之家。”斥共和派“过激”，称拿破仑“超群英武”，“因人民奉戴而为帝”。
﹣﹣摘编自《改良还是革命》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