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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故宫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1857~1928)是清末民初驰名中外的文化怪杰。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 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鸿铭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一个了不起的怪老头》
材料一:战国初期,士成为知识分子的代称。此时的“士”已与出身无关,他们可能来自贵族,也可能起于微贱,其共同的身份标志仅仅是知识、智慧和才能。战国以前的士受“六艺”教育,文武并重,而战国时期的士基本以学习文化典籍为主,是比较单纯的文士。他们已经脱离了分封等级制的束缚,能够自由流动。……很多国家出现了“布衣卿相”,国君礼贤下士,并不计较出身。于是士的社会地位同以前相比更加显赫,奔走于各国,成为各国官僚队伍的后备队。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在外国侵略和国内动乱等重大问题迫在眉睫时,士人感觉到有义务对社会的稳定贡献一份力量。即使是专研汉学的学者也放弃了传统的不问世事的态度,所有晚清士人都坚信,在公共事务上他们有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士人对研究的领域和方法有广泛的兴趣,例如:政治家曾国藩试图把汉学、宋学和格物致用,融合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基本学识,即礼学,以反映儒家“礼”的概念。康有为从理学研究转向今文学,再转向西方政治改革著作研究。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法国波旁王朝视庶民如草芥,一些启蒙思想家“各奋于学问,各发为议论,以天斌之才为贵,不以人授之爵为贵,申下界之困顿,烛世间之情理”,于是爆发了法国大革命。
——高毅、徐前进《中国语境中的欧洲启蒙运动》
材料一:传统文化认为“中国”是“天朝上国”,周围各国如“夷”,即未开化的野人,必须向中国臣服。资本主义列强刚刚闯进中国时,中国沿用了“夷”的称呼,如“英夷”、“法夷”等。推而广之,凡是和外因事务有关的交涉,也统统称为“夷务”。
19世纪60年代起,“天朝”与“夷”的对称变为“中国”与“西洋各国”“泰西各国”的对称,“夷务”也就演变为“洋务”。
材料二:19世纪的报刊、揭帖中,对民众多以“臣民”“子民”相称。进入20世纪,“国民”“权力”话语逐渐取代了“臣民”“子民”话语。
材料一:18世纪上半期,随着启蒙运动从英、法向整个欧洲的扩散,德国思想文化界的精英们也汇入启蒙运动的洪流之中。但是,德国的启蒙运动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体现为:一方西,它高扬理性、宽容、进步等启蒙思想大旗,从迷信和传统中解放出来;另一方西,它还针对德国分裂落后的现状,将启蒙运动的理性思考与民族情感融合起来,在宣扬理性等启蒙观念的同时,伴之以浓烈的民族情感,最终形成了启蒙思想与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共生。由于这一特点,启蒙运动在德国成长的过程也成了德意志民族意识在文化领域逐渐成长的过程,它不仅构成了德意志民族的自信,而且最终催生了德意志的文化民族主义。
——摘编自邢来顺《德国贵族文化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
材料二:陈独秀说:“吾宁思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思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胡适也指山:“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化”,中国应该“接触新世界的科学民主文明而复活起来”。
——摘编自丁守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想(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
材料一:戊戌变法失败后,清王朝的反动腐朽愈来愈暴露,中国被瓜分的形势愈来愈严重。……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创办了白话报刊,它使民主革命时期的白话报刊又有了新的发展。从1899年到1918年,各地新创办的就有170种。北起哈尔滨,南到广州,东至上海,西达伊犁,遍布全国近30个大中小城市,甚至连最僻远的世界屋脊拉萨,也在1907年创办了《西藏白话报》。此外在日本东京也出现了9种中国白话报刊
——王洪祥《中国近代白话报刊史》
材料二: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于“思想革命”的。
——《鲁迅全集》第4卷
材料三:在新文学以前,文学的等级观念(文言文学和白话文学)、社会的等级观念(士大夫、知识者和平民百姓)是根深蒂固的。文学中文言文学为尊,白话文学是平民文学,是次等的。与之相对应的是由此划分的社会等级——士大夫、知识者和平民百姓。即使如梁启超这等提倡白话文学的维新人士,也坚守着“物各有群,人各有等”。在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的斗士们深刻地批判了文言文的封建贵族化本质,主张建立一种全社会和全民族共通、共享与共同的“国语的文学”。“五四新文学”的革命性成果之一,就是“将特权阶层独占的文学权利还到了最广大的社会平民的手中
——张烨《文言与白话的千年之争》
材料四: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宣布文体教科书分期作废,逐步改用国体文,教科书进入以白话文为形式的新阶段。为适应教科书文体的改革,商务印书馆编撰出版了《新法教科书》,全部采用白话文,初级小学教科书有《国语》、《国文》、《修身》、《算术》、《珠算》、《会话读本》、《自然研究》、《国语唱歌集》等,共计9种;高级小学教科书有《国语》、《国文》、《算术》、《珠算》、《历史》、《地理》、《理科》、《自然研究》、《会话》、《英语》共计10种,以后又出版了9种。
——贾平安《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教育》
时间 | 标准 |
1900~1909年 | 会说洋话的大脚女人 |
1910~1919年 | 敢于追求婚姻自由的女人 |
①西方文化的传入
②资产阶级政治、文化运动的影响
③留学教育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④妇女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成为国家的主人